天下有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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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笔从戎

一九三七年。辽东鹤唳、塞上马嘶。

中央陆军军官军校（即黄埔军校）第十四期第一总队在湖南招生。当时读大学的、读高中的、流亡湖南的北方青年报考军校非常踊跃。湖南省只有四十名录取名额，报考人数竟达三、四万。我曹明达也是其中之一。为了抗击日寇，报效国家，青年学子个个热血沸腾。

军校在众多考生中择优录取新生，考试非常严格。文化考试科目有：数学、物理、语文、政治。考试成绩揭晓，我名列第七。

我是湖南醴陵人，兄妹七个，家里很穷。我能读书，一是因为我是老大，二是我读书成绩好。每次考试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得以免费升学。我初中毕业考进湖南遵导中学。这所学校是外国人办的，学校的师资水平高，对学生要求严格，名气很大，学费比国立中学贵许多。遵导中学有一条规定，考试成绩前十名者免交学费。我的成绩一直名列前十。我靠自己的努力读上了高中。教我语文的老师是前清贡生谢甲麟，满腹经纶。教数学物理的老师是欧美留学生，所以，我的文化知识学得比较扎实。

文化考试淘汰了一大批。接着考体育项目，外国人办的学校对体育很重视，所以，跑跳之类难不倒我。此外，还要心理测试。心理测试我没底。不知道考什么。

轮到我的时候，我按老师要求先走过操场，再上二楼考场。

五个考官坐成一排，我刚踏进教室门，正中一位严肃地问，你上来的楼梯有几个台阶？

我吃了一惊，表面还是很镇静的。脑子里飞快地把刚才走的楼梯重新走了一遍，准确地报出了楼梯的台阶数。我这个人强制记忆很好，课堂上为了应付背书，临时抱佛脚，眼睛扫瞄一遍课文能做到过目不忘。接着其它考官一个接一个出考题。比如，操场的东面有什么？操场的长与宽等等。我全部通过了。当军人要求善于观察，并能准确判断，所以，心理测试是很重要的一关。

我个子矮小，身高才一米六十；但我的眼睛视力比其它上线考生好，这是一个很大的优点，我被录取了。

军校分步、炮、工、辎重、骑等科。我个子矮，被分在工科。十四期工科一共招生六百八十五名学生。总队长是范汉杰。

因战事紧张，总部在南京的军校往西搬迁，步科搬到重庆，炮科、工科在湖南零陵。

黄埔军校的学习训练非常严格。教官对我们说，操场就是战场。规定每天吃早饭前跑八公里路，无论严寒酷暑刮风下雨。工科训练特种兵。除了接受常规军事训练、学习战术、指挥常识，我们还要学爆破、渡河架桥、开冲锋艇、筑修要塞等等，军校的纪律也非常严格，凡奸污妇女、抢劫财物的，一律枪毙。凡强占民房、强迫买卖的一律监禁。要求我们不要钱、不怕死；爱国家、爱百姓。目的是把我们培养成为顶天立地的革命军人。

我们的教官都很了不起。工科教务长林柏森将军是北伐名将。七·七事变，他亲率工兵干部奔赴各战区指导阵地防御的构筑和战场阻绝作业。极尽辛劳。后又奉命招训军校第十四期至第十九期工科学生。他一边培训工兵人才，一边编订野战筑城教范和爆破教范。可以说，林柏森将军是我国现代工兵的创造人。

炮科教务长邹作华将军是东北军著名将领。童年目睹日俄在东北土地上交战，中国老百姓流离失所，立志习武。他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成绩优异被选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主修炮兵。

炮科有位三十六岁的学生叫莽大龄。莽大龄是美国留学生，回国后担任大学教授，并受聘当过中校教官。抗战全面爆发，他想直接参加抗日行列，便报考军校当了学生。他很有学问。兵监发现他在看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把莽大龄和与莽大龄关系密切的同学关押起来。

邹教务长知道了，马上宣布把那个无证据任意关押同学的兵监看管起来，释放了被关押的同学，要他们回去好好上课。

这件事一直闹到重庆。后来，邹教务长辞去了教务长职务。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邹作华将军是个正直爱国将领。

前方急需军事人才，1939年冬天，我们第十四期炮科、工科学生全部分配到野战部队，奔赴抗战前线。我和一位同学被分配到驻守在浙江的28军。

二、奔赴战场

28军辖三个师：52师、62师、192师。官兵大多是湖南人。军长陶广。

我到部队后就任排长。

徐蚌会战后，国军撤退，江浙大片国土沦陷。不过，日寇真正能控制的只是几个大城市和几条交通要道，广大农村地区还是在我们手里。28军的任务是控制杭嘉湖地区监守京杭国道，各师分散驻扎在农村，分段把守，日寇一有流窜活动就打，用运动战、游击战钳制日寇。

从南京到杭州的国道线上，日本鬼子修了很多碉堡。白天，日本鬼子有飞机大炮的优势，我们不与他硬拼。晚上，我和弟兄们悄悄摸到碉堡附近，瞄准后用迫击炮狠狠地打，鬼子碉堡被轰开了花。鬼子不知道我们来了多少兵马，不敢贸然出动。我们完成任务后安全撤退。我到28军后经常打这样的仗。

我当连长的时候曾带连队驻守在浙西北。一天，老百姓跑来报告，说从湖州方向来了一大队鬼子包围上来了，妄图歼灭我们。我们虽然在山上设防，修筑了坚固工事，但敌众我寡，加上敌人有飞机大炮，正面抵抗我们肯定要吃大亏。情况紧急，容不得我们犹豫。我当即命令部队轻装下山突围。

我们一连三个排九个班，每人身带一支枪、十排（200发）子弹，四个手雷、一把锹一把十字镐，紧急出发了。

黄昏时分，天色渐暗，我们赶到了钱坑桥。而鬼子们正好在钱坑桥镇上吃饭。我要大家做好战斗准备，决定出其不意，排着整齐的队伍，咔嚓咔嚓正步开进钱坑桥，与鬼子擦身而过。等鬼子发觉我们是一支中国军队时，我们刚刚走出钱坑桥镇。我听到鬼子哇啦哇啦叫着集合整队，乱哄哄的。我们已经快步跑出险境。真惊险啊，当时手里真是捏着一把冷汗。

这次突围，我军没伤一个人，没丢一颗子弹，受到了最高统帅的嘉奖。全连每个人都升了一级。中士升上士；少尉升中尉，个个有奖金。

那时，战斗频繁，部队伤亡很大。尤其是下级军官。打起仗来身先士卒，首当其冲的就是排长、连长。所以，升官很快。1941年，我已经是少校营长。

1941年秋天，鬼子出动了四万人马妄图打通杭徽路、控制长江下游。我奉命投入战斗。战斗非常激烈，鬼子的飞机大炮狂轰滥炸，国军两个师被击溃，很多弟兄伤亡。

我带了一营弟兄埋伏在淳安山里，我们的目的是阻挡鬼子。

鬼子来了。一个指挥官模样的人骑在马上指手划脚，神气得要命。我们隐蔽在茶蓬后面，等鬼子们走近，我命令弟兄们瞄准那个指挥官，狠狠地打！

仇恨的子弹像长了眼睛，骑在马上的鬼子翻身落马。鬼子兵一下子乱了，撤了回去。

后来报纸上登了战斗消息，我军击毙的正是日寇这次战役的总指挥官土桥一次。报上还登了土桥一次在建德县府门前火化的照片。我和弟兄们得到消息高兴得跳了起来！

我个子小，没有合身的军装。我当小排长的时候，师长见我穿得军装不合身且破了，马上从兜里掏出二百元钱给我，要我另做一身。

三、战地姻缘

打这次大仗之前，我刚刚结婚。说起结婚，我非常感谢诸乐三先生。

就是那一年夏天，我奉命在安吉孝丰训练新兵，认识了从上海回来渡暑假的诸乐三先生。

诸先生是大画家，还懂中医，他给乡亲们看病不收一分钱。他人品好、文化高，深得乡亲敬重。他很赏识我这个黄埔军校毕业的抗日军人，有意把他的侄女诸斐介绍给我。

战争年代，当兵的命是拴在裤腰带上的。哪天死，死在哪里，谁都不知道。诸斐姑娘相貌漂亮，读书识字、温文尔雅，家境小康，才十六岁，无论从哪方面说，我都不配。我虽然当了营长有国难薪80元，可我全部寄回湖南老家供养父母、供弟弟妹妹读书——我的弟弟曹明舒靠我的卖命的钱读书明理。后来，他参加了共产党，跟了刘伯承，解放后当了大官——除了脚上的草鞋，身上破烂军装，真可谓一无所有。当兵的都一样，我们师长也是一年四季穿草鞋。我哪里敢想讨老婆的美事！

那时是全民抗战，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姑娘们以嫁抗日军人为荣。诸乐三先生作大媒，诸斐愿意嫁给我，诸乐三先生充当男家，婚事他一手包了，我没花一分钱就当了新郎官。

结婚那天很热闹。一顶花轿把诸斐姑娘接到诸乐三先生家。诸先生在家里办了好几桌酒，军长当证婚人，县长，以及62师师长、团长、营长能来的都来了。

结婚的第二天，我就执行任务打仗去了。军人嘛，为国家舍了小家理所应当。诸斐在家继续读中学。从此以后，我无论走到哪里，心里都有她，我牵挂着我的家。当然，诸斐也盼着国军多打胜仗，赶走日本鬼子，合家团聚。

抗战胜利后，我已是上校师参谋长，部队驻扎在福建金门。

我反对内战。我没有打过共产党。中国人打中国人死的是中国人，伤的是中国人，中国军人都是弟兄啊，为什么要自相残杀？打胜了也算不得什么英雄。有本事同日本鬼子打。当时我是这样想的，直到今天，我还是这样认为。

1949年初，我借去福州收容败兵的机会，脱离了部队，带着诸斐和五岁的女儿回浙江。我们随身只有一只洋铁皮箱子，一床铺盖，连身好衣裳都没有。我这个人是没有积蓄的。抗战胜利后，我当上校拿三百二十元薪水，给诸斐几个养家糊口的钱，剩下的要么寄回湖南老家，要么借给部队的穷弟兄。物价飞涨，弟兄们都很困难，钱借出去没有还的。

到杭州后，我先是租房子住。听人介绍有间破房子要出卖。这间房子简陋得很，屋顶漏雨，板壁透风，诸斐拿出带在身上的仅有的七十块钱买下房子并作了修补。这样，我们在杭州安了家，但已身无分文。

四、管制下放

解放后，镇压反革命，1952年9月我被逮捕，关在小车桥。

小车桥有座风波亭，据说是岳飞被害的地方。国民党当政时，这里关共产党人，解放后，这里关押反革命。我在小车桥的时候，几乎每天听到枪毙犯人的枪声。我知道说不定哪能一天我也会被拉出去。我不怕死，但是，我不能不明不白地冤枉死。所以，每一次审问，我都据理力争，我认为自己是革命军人，不是反革命。

有的人认为我顽固不化，给我吃苦头。监管科长姓李，山东人，也是军人，他亲自审问我。我仍然不肯低头，我从报考黄埔军校讲起，讲自己八年抗战的经历，讲自己为了反对内战而如何想方设法脱离国民党军队。我言词激烈，不惜唇枪舌剑与李科长交锋。当时我抱定，反正是个死，但死要死个明白。

没想到，李科长如实客观地把我的材料报了上去。1953年4月，我被宣布无罪释放。判决书上写着“爱国无罪”。

李科长是我的救命恩人。能公正地对待国民党军人很不容易啊。李科长是我敬佩的共产党员。

李科长不仅放了我，还告诉我马上要成立劳改队了，他建议我去劳改队当会计。可惜我没听李科长的建议，回家了。

回到家里，正好供销社招工，我考上了。没干几个月，因为我有“历史问题”，不要了。我又找了一份商店会计的工作。

我的工作时有时无，幸好诸斐找到了工作。她进了浙江麻纺厂，她有文化，会打算盘，被安排在车间当记录员。

解放后，诸斐隔一年给我生一个儿子，家里添了三个儿子，热闹了许多，日子是清苦的，但还算安耽。

到了1958年，一天，法院突然传讯我。

法官说，根据派出所上报的材料，你是国民党军高级军官，是反革命分子。

我请求他们让我讲几句话。我说，我不是反革命。第一，我参加国民党是在黄埔军校读书的期间，那时，国共合作共同抗战，我读黄埔军校、参加国民党是为了抗日。第二，我没有打过共产党。我是为了不打内战，不去台湾，解放前夕从福建金门跑回来的，这段历史52年已经调查过，给我作了“爱国无罪”的判决。第三，我拥护人民政府，拥护共产党领导，从来没有干过犯法的事，凭什么说我是反革命……

在场的人很多。法官打断我的话不让我讲下去，当即宣判管制一年。管制一年后，我被强行下放农村。

好端端一个家被劈成两半。我带女儿和两个儿子去农村，诸斐带一个读小学的儿子留在杭州。

一起下放的有十八户人家，被安排在余杭县运河边的一个生产大队。

我们一到，大队党支部娄书记说，先杀鸡给猴子看，要煞煞城里人的威风。马上召开社员大会。我们这些杭州来的五类分子站在台上示众。娄支书指挥大队干部动手打当地的五类分子，用这种形式来警告我们。

我下放的生产队很穷，耕田没有牛，靠人拉犁。拉犁、插秧、耘田、割稻子、挑担子，因为我是被监督的，干部派给我的往往是最重的体力活。我每天从早干到晚，队里给记三分工。一个工分只值五分钱。队里男劳动力一天是十个工分，也不过五角钱。那时，农民生活都很苦，房子东歪西倒，漏的漏，破的破。晚上还要点小油灯。

我和孩子住在临时搭起来的草棚里。后来，村子里一个孤老太死了，我们搬进她的草屋里住。屋子很小，烧饭睡觉都在一个屋里，我和三个孩子挤在一张床上睡。

我们到农村时正好赶上人民公社办食堂，大家吃大锅饭。大锅饭就是一点点米加上糠皮、水草熬上一大锅，开饭的时候，大人小孩排着队一人给一大勺。这样一勺落肚，还要干体力活，大家都饿得有气无力。

过了一段时间，食堂连一大勺糠草稀粥也分不起了，又恢复各家自己开伙。

我一天分到12两米，是老称的十二两。连一斤米都不到，四个人怎么够吃呢？孩子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没有油水没有菜，他们一天三斤米都吃得下去。大女儿很懂事，每天天出去挖野菜、捞水草，加上一点米煮糊糊给大家填肚皮。她还养了三只小母鸡。这三只鸡虽然连糠都吃不上，却很争气地每天给我们下一个蛋。娄书记看了眼馋，要买这三只母鸡。我知道他买是假，白要是真。我靠这三只蛋给孩子补充营养。所以不肯给他。娄书记怀恨在心，开大会斗争我，说我不老实，不服改造。后来，三只母鸡被娄书记毒死了。

我的大女儿生于1944年，她小时跟着父母颠簸，到杭州后，上了小学。她很乖，很听话，放学回家就抱弟弟，帮妈妈做家务。有一次学校大扫除，她擦玻璃窗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下来，脊椎骨受了伤。我们没有钱送她上医院，学校又不管，她的脊椎骨弯了，背上鼓起一个大包，成了驼背。

我把女儿带到乡下，她书读不成了，成天在家做饭洗衣服管弟弟。饿，加上劳累，她病了。饭都吃不饱哪里还有看病吃药的钱。我是穷苦人家出身，从小饥寒交迫，考进黄埔军校后，文化学习、军事训练非常刻苦，抗战期间，餐风露宿、饥一顿饱一顿，一打仗我就拿命去拼，我从没皱过眉头、掉过眼泪。女儿病了、饿了我一点办法都没有。眼睁睁地看着才十六岁女儿悲惨地死去，我心如刀绞。我对不住她，我落了泪。

女儿死在1960年。那一年，村里死了不少人，但谁都不敢说是饿死的。

刚到乡下时，队里农民都不理我，慢慢熟悉了，跟我接近起来。他们告诉我，大队娄书记太坏了。他想打谁就打谁，看上那个妇女，就霸占哪个妇女，吃拿卡压，无恶不作，是个恶霸。我住的孤老太屋子正好在娄书记隔壁。他欺男霸女的坏事有些就发生在我眼前。毒死我家母鸡这种小事更是多如牛毛。村里人都怕他，当面不敢讲，背后恨得咬牙切齿。

抗战期间我转战杭嘉湖，对这一带情况是了解的。运河边有些没田没地的所谓贫下中农，解放前是土匪，根本不讲礼义廉耻，明抢暗偷当汉奸，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姓娄的就是这种坏人。坏人横行霸道，欺压百姓，要是我还在部队，肯定拔枪毙了他。可是，我是被管制的人，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能把跟这个有权有势的书记怎么样？我这个人嫉恶如仇，我觉得怕他就是助纣为虐，日本鬼子我都不怕，还怕这个恶人？我提笔给县里写了一封举报信。我在信上气愤地写道：我曾是国民革命军上校、国民党员，是抗日军人。你们认为我是坏人，但我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而娄书记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跟他相比，我的坏不及他的万一。

一天，通知我马上去大队治保干部家。

走进治保干部家我看见两个陌生人，有一位正在洗脸。他见我进来，擦干手从包里拿出信，说，你就是曹明达？你呀，对共产党十分挖苦，十分仇恨。

我想，这下要抓我进去了，镇静地说，我知道你们带了手铐来铐我。我只想请你们调查一下以后再铐。我这个人做事讲良心讲道德。如果我反映的不是事实，我服刑。

洗脸的是检察长，姓张。他在治保主任家住了下来开始调查。

调查结果是姓娄的劣迹比我举报信上写的多得多。材料堆得老高。平时被姓娄得压得不敢喘气的，夜里一个一个悄悄找张检察长诉苦，痛哭流涕。

姓娄知道自己做的亏心事太多了，见情况不妙，上吊自杀了。

从此以后，村里的农民我对我尊重起来了。把我当好人看了。

有一次我在轮船码头送诸斐的时候碰巧遇见了张检察长。张检察长主动过来我握手，称赞我有胆量，为村民除了一害。他亲热地拉着我的手叮嘱道，你是个直性子的人。那里情况很复杂，你要注意不要直接跟农民发生冲突，闹起来，你要吃亏的。我相信，你会回来了，你要保重身体。

我呆住了。握住这位共产党员的手，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我敬佩张检察长。有张检察长这句话，我有了信心，祈盼着早点结束下放。

四、动乱年头

可是，过了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公社贫下中农成立了战斗队，破四旧、抄家游街、批斗五类分子。

大队敲锣打鼓开批斗大会，把本地五类分子和下放来的五类分子统统押上台，让我们跪着，战斗队的人用柴棒轮番朝我们头上背上腰上乱打一气。那次批斗会当场打死两个，事后跳河一个。

后来，村里人分成红五类、黑六类，分成造反派、保皇派，他们互相斗争互相打，儿子打老子，小辈斗长辈。破旧立新，破了讲仁义道德旧传统，新就是“斗”。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天天阶级斗争，一个个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人变得心狠手辣，跟以前的不一样了。

生活不做，开开批斗会，有的人是其乐无穷，蛮开心的。但吃苦头的人多。

下放人家中有一户姓陈的。老陈的罪名是写反动标语。其实是户籍警故意整他，把他一家赶走，他好占陈家的房子结婚。户籍警的权力是很大的，生产队还有一个下放人家男人原来是杭棉厂的工人，有点历史问题，人很老实。派出所户籍警找了个借口就把这家人下放农村，趁机把自己的老婆、丈人丈母娘（都是农村户口）迁进杭州城里。这个户籍警平吃喝拿卡作威作福做得太露骨，后来被处理了。

老陈一家人吞声咽气在乡下熬着。文化大革命了，贫下中农战斗队不把五类分子当人看，对五类分子开口就骂、出手就打。

老陈走在路上，村里的小孩子都骂他反革命，用石头扔他。一次批斗会上老陈挨了打，人被打趴下了，又被拎出去关押起来。那天晚上，老陈借口小便，从关押的地方跑出来，拿起一把柴刀突然冲到大队部，一连砍杀了好几个小孩子。

五类分子阶级报复！事情马上传开了。贫下中农情绪激愤，扬言要把下放来的五类分子全部打死。

下放的人家吓坏了，都躲在家里不敢出门。晚上，好几个村民拿着铁棍、梭标在我的房门口又叫又骂，打门砸门，他们要我出来，打死我。

我同日本鬼子真刀真枪拼过，哪里会怕几个农民？对付三五个农民没问题。可是，我想，开门与他们打，不是我死就是他们伤，样互相仇杀，矛盾会更大。张检察长对我说过的“你不要直接和农民正面冲突”。想起他的话，我冷静了。他们无法无天，我不能同他们一般见识。这我相信上面会派人来解决问题的，硬顶着门，任他们狂叫滥骂。

第二天，县里、区里、公社的干部都赶来了。经法医确诊，老陈精神失常，他被逼疯了。

贫下中农强烈要求打死五类分子抵命。工作同志不同意，他们认为下放来的杭州人与砍人的人没有关系，虽然是仇杀，但老陈是在神智不清的情况下干的，不能把帐算在所有杭州人头上。

工作同志把老陈的老婆孩子送到县里保护起来。经过县、区同志再三做工作，这件事慢慢缓和了。

我是旧社会过来的人。旧社会的政府对乡下人只管除了田赋、纳税、征兵。乡下人迁徒、择业、土地买卖、婚姻，都是自由的。传承几千年“仁、义、礼、智、信”维系着社会安宁。抗战时期，杭嘉湖的老百姓都知道爱国，待我们国军如同家人。日寇大部队出来扫荡了，来多少，在什么地方吃饭、睡觉，日本鬼子的一举一动，马上有老百姓跑来告诉我们。国军的伤兵一时走不了，老百姓帮忙藏起来，连小脚老太太都知道保护国军。国有国法，村有村规，那时乡下有都很守规矩，与人为善。村子里发生偷鸡摸狗的坏事，大家都会干涉。坏人抬不起头，当汉奸的人很少。

国军弟兄对老百姓也很好。老百姓给我们送来柴送来米，我们全部给钱，行军宿营，我们宁愿睡露天住祠堂、庙宇，就是睡露天也不进老百姓家里。我们的纪律很严，不准扰民。没有抢老百姓东西的。有一次，我们部队有一个士兵向老百姓买鸡，老婆婆不肯卖。士兵却去抓鸡。这个违纪的士兵被枪毙在老婆婆家门口。

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我被文化大革命闹懵了。刘少奇、邓小平、林彪怎么都成了反革命了呢？人格画品有口皆碑大画家诸乐三先生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挂牌批斗。共产党员也吃苦头，听说共产党李科长、张检察长也被斗得半死不话。我这个黄埔老兵生命岌岌可危没有保障，连条狗都不如，是在劫难逃啊。唉，我灰心了，没盼头了。

五、相濡以沫

我能熬到今天，靠我妻子诸斐。

抗战时期我与诸斐分多聚少。我在前方打仗，她在家里读书。日本鬼子的飞机一来，她就要逃难。她怀的第一个孩子就是逃难时翻山越岭太辛苦流产了。她曾只身一人跑到我的湖南老家，老家没房没地无法安身，她又跑回浙江。抗战胜利后又打内战，她跟着我随部队跑东跑西，生过几个孩子，难产窒息一个，病死一个，活到解放后的只有44年生的女儿。

解放后，诸斐参加了工作。她下班回来，气都不喘一口，一边带孩子，一边洗涮烧缝补，手没有空着的时候。那时，工厂里义务劳动多，加班多，学习多，做家务要抢时间。邻居都说见不到她这个人。是的，诸斐连与邻居说几句闲话的时间都没有。

家里钱接不上用，买米的钱没有了。诸斐就向同事借个三块、五块，发了工资马上还上。她非常节约，在厂里只吃半份菜，省下半份带回来给孩子吃。甚至把同事吃剩的菜也倒了回来。到厂里上班坐汽车要花五分钱。为了省五分钱，她走去走回。她走得很快，一个来回差不多两个钟头。

我管制下放，户口被迫迁到农村，孩子们的户口还好能跟母亲留在杭州。每个月诸斐到乡下来一趟，给我们送来买盐买米买灯油的钱及粮票，帮忙缝补破衣裳。她到我这里来从来不请假，也请不出假。总是利用做深夜班后的一个白天加休息天坐轮船赶到乡下来。61年，她生了我们的小女儿，她要上班又拖着两个小孩子，还要照顾到乡下的我们，真是很苦啊。

文化大革命时，忠厚贤惠的诸斐也受冲击。厂里造反派说她成份是大地主，逼她退休。

诸斐不肯退休，一退休，工资就少了，一家人的生活怎么办？常言道，兔子逼急了也会咬人，诸斐一个人跑到老家打出证明，证明她十六岁出嫁，个人成份是学生。她把证明交到省革委会、市棉纺局，还寄北京党中央。那段时间她一个人跑来跑去，找这个找那个，非要讨个说法不可，上面的批文下来了，要市里解决。厂里派人外调，调查结果，诸斐本人成份确实是学生。这样，造反派不逼诸斐退休了，但每月工资被扣掉四块七角钱。这笔钱扣了整整十三年。到1981年才给予纠正补发。一共补发七百三十三块零两角。

诸斐是大户人家的小姐，没有一点小姐脾气。跟着我吃了那么多苦，连一句报怨的话都没有，真是很钢强很硬气啊。这样的女人世上少啊。

几个孩子都是很乖的。因为我的“历史问题”，他们从小泡在苦水里，抬不起头。大儿子63年小学毕业考进杭四中，那时学费很便宜，我们也交不起，只好不读了。后来被分配到嘉善农村插队。他在农村劳动了十几年才抽回来当搬运工。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居民干部又来动员老二下乡。她们说，你们家成份不好，一定要下乡的。

诸斐说，毛主席号召下乡没有说成份不好的人下乡，你们拿出要成份不好的人下乡的规定来，我们马上下去。我们家已经响应号召下去一个了，家里生活困难，我们要求一个留城分配工作。好说歹说，求爹爹告奶奶，老二总算留住了，分配进工厂当学徒。老三下乡到淳安。

三个儿子都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不是他们不要读书，是想读书读不成。现在全部下岗了。

六、重返杭州

1983年，我才从余杭乡下回到了杭州。一去二十五年。判决书是这样写的“以反革命对待曹明达显属不当，应于平反，对曹明达不予刑事处分。

既然平反，既然显属不当，我要求给出路，要求给个待遇。我不敢说赔偿。我已是六十九岁的老翁了，没有劳保，往后怎么过日子呢？诸斐退休工资不高，家里还有几个孩子靠她帮衬，生活很艰难呢。

回答是：没有。不杀就是待遇。

我想得通。毕竟人还活着。假如当初不是遇见李科长这样正直的人，我老早稀里糊涂被枪毙了，是不是？

回到家里，还有一个故事。

一天，户籍警陪两个人来找我。那两位声称什么干部，端着一副兴师问罪的官架子，口气严厉地指责我，1942年在钱坑桥枪杀了两位共产党员。

经他们提醒，我回忆起来了。

事情是这样的。国军打入日寇内部的秘密内线掌握了汉奸的接头暗号、内衣特征及他们进出日寇步哨的口令等情报。

一天，我手下的弟兄抓到了两个杭州来钱坑桥的可疑人物，在他们身上搜出十三根香烟、十三根火柴。我是营长，知道内线提供的情报。十三根香烟、火柴正是汉奸的接头暗号。十三根是什么意思？十三根香烟或火柴正好搭出“大日本”三个汉字。再脱下他们的汗衫检查，汗衫背部有一个芝麻大的小洞，上面贴一小块汗衫布，不仔细看不出来，对一亮光照就显出一个太阳旗。这是日本人为这批汉奸特制的。

证据确凿，两个汉奸无活可说。我喝令拉出去枪毙。

我说，我那时年轻，血气方刚，爱国，一心要打败日寇，对为虎作伥的汉奸非常仇恨。我不打共产党。那时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但是，他们没有讲自己是共产党，再说，如果他们是共产党，当汉奸我一样枪毙。反正我不管什么党，当汉奸就枪毙。

那两个人口气马上软下来了，改口说那两人不是共产党，走了。

我同他们说话的时候态度很不好。以前的事不提也就罢了，提起来我一肚子气。为什么要以党派论人呢？我不惜流血牺牲投身抗战，因为我是国民党员，是国军军官，就把我当坏人；枪毙了两个汉奸，现在还要找到我头上来算帐，我抗日有罪吗？爱国有罪吗？

七、草鞋情谊

八十年代后期，我参加了民革活动，每年被评为优秀党员。

海峡两岸开放探亲后，我与台湾的老同学取得了联系。台湾有陆军军官学校十四期第一总队同学会，台湾同学毛道恪热心编辑刊印的同学会联谊小册子不时飞越海峡寄到我手中。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一日，是我们第十四期第一总队同学毕业六十周年纪念日。一总队步、炮、工、辎四科共有一九〇九名毕业生。这批学生，有的血洒战场，有的病逝他乡。幸存至今者，生活在大陆有二百人、台湾一百八十余人、美国、加拿大等国约二十余人，都是耄耋老翁。

毛道恪同学精心策划出了一本《陆军军官学校第十四期第一总队毕业六十周年同学纪念文集》,并撰写弁言。

弁言如下：

我国流传最广、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历史章回小说三国演义第一回的开场词说：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鱼翁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我们同学自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已六十年，健在者已寿登耄耋。六十年来，无论世局及个人境遇均变化极大。前十一年，同学所处的大环境相同，个人际遇或稍有差异，也不显著。每个人都雄心万丈，想一展当年从戎报国壮志。但在往后的岁月中则变化差异甚大，仿如隔世。处此巨变下两岸同学之幸与不幸有若霄壤，实非同学个人能力得以操持抗拒，全看当时所处环境及态势而定。此后，两地同学个人际遇与成就也不齐，然在耄耆遐龄的今日看来，可说是“俱往矣”！一切上非成败已成过去，走进历史，实不必再萦回脑际，徒劳神伤感！何不像白发老翁惯看风月的变化，把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祗盼青山常在，夕阳无限好；把一切悲哀烦恼抛在脑后，安享天年。老同学以为否？

《文集》收入五十多位同学的散文和诗篇。同学们撰文，大多回忆了青年时代壮怀激烈投考军校、奔赴抗战前线英勇杀敌的经历，以及对为国捐躯的同学、战友的深切怀念，还写出了他们渴望祖国统一的拳拳之心。

步科叶驶怀同学写道：“中央军校第十四期第一总队同学毕业五十周年时，在台同学曾扩大庆祝，并出刊纪念文集，配以历年活动照片成一巨册，内容精采充实，同学们均感荣幸。唯滞留大陆的同学则格于时势及两岸隔绝，致未能参与，不胜遗憾。嗣后，两岸开放探亲，健在同学逐渐取得联系，十年间同学讯息相继得以传遍全国各地，此盖“亲爱精诚”校训之所感召也。

光阴荏苒，转瞬又届毕业六十周年，岁月催人老，同学多年逾八旬然精神矍铄，宝刀不老，两岸同学虽历经劫乱、艰辛与沧桑，但幸能平安渡过余生，实属难能可贵。在台同学会，依同学之建议，为庆祝毕业六十周年（一甲子）仍决定出文集纪念。故应征文稿，期盼两岸同学响应，再襄盛举，意义至为深远。相信届时除热烈庆祝外，必有应征佳作鸿文以畅述以往情怀、经验、事功、及感想等，为总队留下诸多宝贵光荣事迹，同学们自是与有荣焉。”

炮科苗中英同学写了《六十载风霜的人生点滴》。文章开头是：兹届军校毕业六十周年，海峡两岸留存充满亲爱精诚热血的草鞋难友不到十分之二。回首往事，谨将亲自经历的三事据实记述，经供世人参考。最后他写道：祈望双方领导人均能以宽大的心怀“存同化异”，共同实践孙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遗志，则廿一世纪必是中华民族的辉煌时代！

炮科戴敦宙同学的《杀敌致果—忆抗日战争长沙三次会战》回忆了长沙会战的激烈场面，他写道：参加长沙第三次会战的本总队同学，尚能记忆者，长沙警备总部陈左弧，炮一团唐民彝，温秀峰、熊云川、梁祖藩、马国恩。炮一旅吴永泰、李宏东、炮五四团黄岐。当年这群年青力壮的抗日救国团勇士活跃于最前线，如生龙活虎般和强敌拼斗，不惜生命，更不求闻达于世间，直至抗战胜利。达成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的神圣任务。至今同学皆至耄耋之年，在台者生活尚称顺畅，但在大陆者多病贫交加，生活艰苦，未能获得与解放军同等待遇，殊令人失望！按抗战前中共率先喊出“统一抗日”“救亡图存”之口号，并且发出声浪最高，胜利后因政党之争而将出力拼命的抗日战士弃之如秋扇，于理于情均属不宜，但愿中共新一代主政者，对此有所憬悟并予补偿。以维民族大爱和谐团结。

真是“海峡波涛万顷浪，难阻黄埔草鞋情”。

读到这些文字，我情不自禁，泪如雨下。 “多病贫交加，生活艰苦”、“被弃之如秋扇”。诚者斯言！参加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官兵享受离休待遇，工资额外加一个月，衣食无虑，生病不愁。同样抗战的我，“不杀”就是待遇。

江苏炮科学长陈庆年曾作打油诗一首：“二十年代读书学生，三十年代投笔从戎，四十年代抗战当兵，五十年代执教为生，六十年代挨斗受整，七十年代下乡务农，八十年代残居苏城”。正是我们大陆同学共同的经历。

我也有几首诗刊入《文集》：

成都崔有志同学赠“十四·一期”同学会的提词：“海峡波涛万顷浪，难阻黄埔草鞋情”。

忆定居杭州（七言绝句）

怒潮澎湃抗倭奴，铁马金戈不计秋；一念江南成下策，狂风暴雨险翻舟。

登吴山看宋代樟树（七言绝句）

踏上吴山第一峰，眼底杭州景尽收，废兴多少伤心事，问樟无语叶桔荣。

毛道恪同学说得好，一切是非成败已成过去，走进历史，实不必再萦回脑际，徒劳神伤感！

今年是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三十年代毕业的黄埔老兵能活着看到这一天是福大命大。愿海峡两岸、世界各地的黄埔老兵青山常在，夕阳无限，安享天年。（曾琦琦采访整理）